一问几乎是经常和普遍提及的发展导向，即企业要做大做强，这样的发展战略能解决中国的就业难题吗？各地强调上规模和上档次，偏好大企业和特大型企业的发展，而很少提做多做小。这样，一可以迅速增加ＧＤＰ总量，二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三似乎还可以增加就业。实际上这些大型和特大型企业，一是资本密集，相对投资所用的劳动力数量少，二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如水、火电、炼油、冶金、化工、装配线等等，随着劳动力工资和社保等成本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资产规模和销售规模非常大的企业，用的劳动力却相对越来越少。

　　有的学者还提出，新建１万个国有企业，每个企业增加３０００名职工，用来解决就业，实现公平。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职工从最多的近８０００万，因转制、退休和下岗等，减少了近６０００万；集体企业职工也同样从近５０００万减少到了１０００万。正是因为公有程度较高的经济组织不适应于大规模劳动密集型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其资本集中和集聚、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减人增效，才使国有企业重新获得了竞争力。再想用人海战术来搞国有经济，只能是重蹈覆辙，根本不可能有回头路可走。

　　从世界各国发展规律来看，一国６５％—８０％的劳动力就业是由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解决的。而重大就会忽小，特别是以ＧＤＰ和财政收入增长为主要发展目标和考核政绩时，就业考核和失业者的呼声又影响不了地区主要领导的升迁，地方经济的发展就会对创业就业漠不关心。

　　二问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方向，能使劳动者有宽松创业的空间吗？我国许多城市在建设过程中，不考虑中国人多就业压力大的国情，不顾及众多劳动者的生计，盲目追求城市所谓现代化，把许多小门小店都拆除了；把一家一户的小摊铺赶进或改造成了大商城，甚至变成了百货商店和大超市；在办企业方面，严禁在庭院和住宅中办企业；有关部门曾经要求各地消灭摊贩，创建无摊和卫生城市；等等。这样的城市建设和管理，让许多初始和小型创业者无外藏身，消灭了许多非正规创业，扫荡了许多个体、微型企业，损失的就业机会，我个人估计在千万之多。现在十七大特别重视民生，重要的是各地政府是让人民自己去创业，获得生计好呢？还是政府的建设和管理取向不痛快让他们创业，政府拿很多的钱把他们保起来合适呢？如果大家都不创业，失业的人太多，觉得吃政府的保障比创业要舒服，那么，你政府究竟有多少钱能保得起中国这样多的人？

　　三问我们现在的注册登记和审批等制度，对创业有利吗？世界上许多国家，有企业的非登记制度。英国、德国等，非登记企业占到企业总数的１／３。而中国，连擦皮鞋、卖雪糕、修理自行车等等，都要登记注册，否则就为非法经营。还有一些创业项目，准入的审批和许可设置太多，创业投资者不易进入。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凡是遵守这种规定的地方，民营经济发展缓慢，就业困难，实际失业率较高；而浙江诸暨等这样的地方，没有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定办的地方，１０万家企业中有６万多家是非登记的，人人谋创业，就业岗位较多，人民富裕，财政殷实，市强民富。

　　四问在目前各部门和各行政事业单位的收费罚款环境体制下，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容易吗？中国的行政机构和编制方面一个较大的问题是，对相当多的行政、执法，甚至是司法机构和人员，不给财政拨款，而是让他们去收费和罚款来供养自己。先是叫自收自支，后是称之为收支两条线，但是实际执行中加了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的潜规则。这样权力与利益相结合，行政、执法和司法与金钱密切联系，大肆收费和罚款。由于许多机构和行政性事业单位向国有企业、大型民营企业（许多老板是各级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和外资企业（受政府保护）收费和罚款较为不易，而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经济实力弱，政治地位低，社会关系少，导致大量的行政性收费和罚款主要集中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创业经营活动。根据国家统计局普查数据，２００４年政府各部门行政性收费高达９３６７．６７亿之巨，２００６年估计高达１３０００亿。笔者在一些地方的餐馆调查，发现政府的工商、质监、城管、交通行政、卫生、防疫等等２２个部门，收取７１项费用，比２０００年的１９个部门，收取６９项费用，还在增加。其实，在许多地方，没有工商、质检、税务、公安和政府其他部门关系的一般群众，很难创业和经营。

　　五问目前的各行政部门和行政性事业机构执法，加上与罚款相结合的体制，再加上几乎都存在的吃拿卡要，这样的体制环境中，谁敢创业呢？中国各城市和乡村的执法，是世界上种类最多、执法机构最多、执法罚款最多的国家，而且，许多机构靠罚款经费维持其工资、办公等运转，甚至用罚款来筹集其盖办公楼和培训中心等等的经费。有的单位，早晨八点钟上班，九点钟外出去执法，很有目的，回来肯定要罚一笔款，要有收入回来。如潼关工商局罚河南运输户的事，执法人员可以将罚款５万元，谈判到２．７万元，其中７０００元还不给开正规的行政收据。

　　关键是执法部门太多，交叉执法、重复执法、矛盾执法，让被执法者躲之不及。一个城市往往有几十个执法大队，要么全部由罚款供养，要么部分执法编制由罚款收入供养，而且这些执法人员还以执法的权力，对被执法者吃拿卡要。许多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被这种执法、罚款和吃拿卡要搞垮。

　　六问在中国城乡创业，到哪里去融资？创业者，投资办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大部分要进行融资。在美国，３亿人口有４万家银行，在孟加拉国也有为穷人创业贷款的乡村银行，而在中国１３亿人口只有数得过来的几家和十几家银行。而且，这些银行还将农村的钱吸引给城市用，将农业的钱吸引给工业用，将穷人的钱吸引给富人用，将社会的钱吸引给大型企业和特大型企业用，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总体上根本得不到贷款。

　　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恨不得将全国的银行全办成一个，它才安心和高兴。长期以来，不让乡村、城市社区等中小民间银行发展，而且对民间借贷进行过严厉的打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些没有听银行监督方面的话的民间借贷活动发达的地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迅速，创业者较多，转移了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吸收全国各地的大学毕业生到那里就业。而那些听有关部门话、对民间借贷进行严厉打击的地方，个体企业发展受挫，如河北保定就曾经对因生产需要在朋友和职工中集资的孙大午追究了刑事责任。如果浙江像河北保定一样执行有关部门对民间借贷的规定，那么，浙江的许多人都得抓起来，浙江的民营经济也就会彻底崩溃。当然，这一年中，银监部门似乎要发展乡村银行和中小银行，但是只听雷声响，不见雨下来。在目前急需要发展中小银行，为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融资解急，以创业带动就业，缓解中国日益严峻和忧心的就业问题，有关部门迟迟不积极发展中小融资机构，不知他们是怎样想的。

　　七问目前的土地体制，适应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的８０％是农民。在中国曾经做过一次调研，城市市民有１０万元钱时，愿意创业的仅有５％，都愿意去炒股票和房子，而对城市中的农民工做了个调研，有１０万元钱时愿意创业的高达６０％。但是，在调研中农民谈到，现在在农村和城郊创业，由于工商、城管、质监、交通行政管理、卫生防疫等部门的收费罚款、注册、审批、许可、执法等等的限制，创业要比上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上半期艰难得多。

　　从土地体制看，农民创业，一是农村集体土地如果不经过征用不能进入建设市场，不能用来盖厂房和投资设施，而农民基本上不能从政府手中再买回被征用的土地来进行创业；二是农村即使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厂房，不能用来抵押融资，其宅基地也不能用来抵押融资；三是农民的地不能用来入股、入资进行投资创业。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创业，大量的微型和中小企业因此而生，农民因此而致富。而农民连在自己土地上创业的财产权力都没有，整个创业注册和金融融资体制，都不承认农民的地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土地体制？

　　从上述七问可以看出，我们得不出中国创业环境良好的结论，各地政府的发展战略和城市建设及管理需要向着以人为本、创业就业富民进行调整；工商等政府的行政管理、经费和收费、执法罚款等等体制，包括金融和土地体制需要坚决为民而进行快速和彻底的改革。否则，十七大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号召，实际上会成为一句无法真正落实的空话。